户外历史久远盘点中国历史上10大驴友
孔子
1、孔子
孔子周游列国,历史上早有记载,这对孔子儒家思想的形成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儒家思想对于中国人的旅游观念更是影响深远。
儒家主张和看重近游,是因为这种短途旅游既可达到健康身心和陶冶性情的目的,又可和家人同享天伦之乐。然而儒家并不是无条件反对远游。按孔子的表述分析,父母去世后,儿子远游自然不在限制之列。因为儒家学说以重人伦为核心。父母在世之日,儿子久游不归,一则令父母担忧;二则儿子也不能对父母尽关心赡养的义务。孔子只是要求做儿子的出门之前必须制订好游览计划,把游览路线、时间、何时归来这类情况告诉父母,使父母心中有数。同时,孔子也十分重视远游的作用,把它视为扩大阅历,结交名流,增进学问的重要途径。
儒家思想的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的旅游文化,孔子的“知者乐水,仁者乐山”开创了儒家人本主义的“比德说”旅游观。他将山水与不同思想修养、气质特点、个性品格紧密联系起来,使山水人格化、气质化;凡是人具有的美德,都可以赋予山水;而且人可以通过游览山水达到娱乐、长寿的目的。与孔子开创的注意道德价值的旅游观——“比德说”相左的,是老庄开创的注重个性情感的旅游观--“情感说”。与儒家同时代生衍,并深深影响着我们民族的心理状态,思维方式和精神面貌的道家思想,以其“清静无为”的消极出世态度书写了另一种逍遥自在的去追求顺应自然、返朴归真的旅游审美文化。
中国古代最重要的“驴友”,非“孔子”莫属!
张骞
2、张骞
汉族,字子文,汉中郡成固(今陕西省城固县)人,中国汉代卓越的探险家,旅行家与外交家,对丝绸之路的开拓有重大的贡献。开拓汉朝通往西域的南北道路,并从西域诸国引进了汗血马、葡萄、苜蓿、石榴、胡桃、胡麻等等。
他两次启程前往边远的西域,第一次在公元前138年,第二次在公元前119年。在进行这些冒险行动时期,他在匈奴度过了几年囚犯生活;他观察了印度北部的生活状况;他注意到在大夏有中国货;他派代表远至粟特,甚至安息。
徐霞客
3、徐霞客
徐霞客是中国明代(公元1368-1641)末年的旅行家、地理学家。1587年1月5日,他出生于中国东部江苏省江阴市。当时中国的封建制度已趋衰弱,资本主义有了萌芽,探索自然、重视考察的风气开始兴起,徐霞客顺应时代的潮流,走上了实地考察、研究自然规律的新方向。
徐霞客出生于书香门第,自幼喜好奇书。长大后,徐霞客一反传统,他不参加科举考试,不入仕途,不追求功名利禄,21岁开始出游,30多年间历经艰险,他的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考察了许多名胜古迹,山川源流,风土文物。他在考察中坚持徒步,很少骑马和坐船,使他更能深入人迹罕至的穷乡僻壤和深山大野。考察时,他随时记录,描写。他的记录都是以日记的方式写下来的,十分详细地记载了他每日的行程和观察所得,有时也包括他对一个地区特点的论述、评论。他有敏锐的观察力,更有不怕一切艰险的精神。有人描写说他攀援登高时象一只猴子,探索洞穴时象一条蛇。特别是他写得一手好的散文,描写自然景物逼真生动,富有感染力,记述各种地理现象,又有精确简明、刻画入微的特点。正是这个原因,他的野外考察记录,才受到一些人的重视,作为文学读物,争相传抄。他去世之后,人们把他的记录加以整理,编定成册,定名为《徐霞客游记》。
《徐霞客游记》是部日记体裁的地理名著,后来逐渐发展成手抄本和刻印本30余种,共62万多字,包括名山游记、西南游记、专题论文和诗文,描述的内容涉及地貌、地质、水文、气候、动植物、历史地理、社会政治经济、民族风俗等方面的知识,尤以地貌、水文、植物等内容为多,也是最富有地理价值的部分。它是世界上第一部广泛系统地记载和探索喀斯特地貌的巨著。
玄奘
4、玄奘,鉴真
中国古代最有影响的宗教旅行,莫过于玄奘的西游和鉴真的东渡。他们把中国文化传播到西方和东方,同时也把西方和东方的文化介绍到中国。玄奘于公元627年从长安出发,经新疆、中亚、历经险阻于628年夏末到达天竺即现印度的西北部,他在那里游历佛教圣迹,调查中国的物产传进印度的经过。玄奘用5年时间研究佛学理论,钻研婆罗门教经典以及印度方言,于645年带着657部梵文佛教书籍,经由西域回到长安,完成了世界史上一次最伟大的宗教旅行。次年由其弟子笔录写成一部《大唐西域记》,以生动流畅的文笔,叙述了玄奘耳闻目睹的138个国家的风俗、信仰、生活情况。近百年来这部著作已被译成英、法、德、日等国文字,介绍到全世界。玄奘还把中国的《老子》和《大乘起信论》译成梵文,传到印度。在西安大雁塔大慈恩寺内,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瞻仰了玄奘遗像和他那些博大精深的译著作。明代吴承恩的《西游记》,就是根据玄奘西行取经的史实演绎写成的。与玄奘相似的另一次宗教旅行是唐代高僧鉴真于天宝元年东渡日本,他把盛唐文化全面介绍给日本,对日本的佛学、建筑、雕塑、书法、工艺技术等方面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如鉴真曾参与了日本唐招提寺的规划兴建工作,该建筑结构精巧、气势宏伟,体现了唐朝的建筑风格。至今,唐招提寺不仅是中日友谊的象征,也是中外游客共同向往的地方。
司马迁
5、司马迁
司马迁是汉代著名的历史学家,他的不朽历史巨著《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且“其文疏荡,颇有奇气”。能写出这么一本书与他一生游历有着密切关系。
司马迁出门旅游不是简单的游山玩水,也不像现在国内干部专拣风景名胜打着开会名义行游山玩水之实。他是实打实借着游历的机会做学问,在实地考察中检验书本上的知识正确与否,搜集历史材料著书立说。因此,他的旅游计划得到老爹司马谈的赞同和支持。就这样,他在公元前126年(汉武帝元朔三年)开始了他的全国性大游历。
郑和
6、郑和
郑和曾到达过爪哇、苏门答腊、苏禄、彭亨、真腊、古里、暹罗、阿丹、天方、左法尔、忽鲁谟斯、木骨都束等三十多个国家,最远曾达非洲东海岸,红海、麦加,并有可能到过今天的澳大利亚。下‘西洋’的定义:明朝初期以婆罗(borneo)文莱为界,以东称为东洋,以西称为西洋,故过去所称南海、西南海之处,明朝称为东洋、西洋,且暹罗湾之海,称为涨海。
郑和出色地完成了他的外交通商使命,南洋等地的人民一直纪念这位和平友好的使者,在一些城市里,至今还保有纪念郑和的寺庙和胜迹。郑和七次远航是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欧洲航海家哥伦布、华哥达·伽马的海上活动,都比郑和晚得多,他们几次航行,人数在100人左右,船只三、四艘,吨位最大的仅120吨。在航程、规模、组织等方面,郑和都超过这几个欧洲航海家。
乾隆
7、乾隆
作为皇帝,纵有家国大事万千,亦六下江南,可见其对旅游的热衷,尤其是对江南文化的追慕,同时也正是这些旅途造就了清朝的康乾盛世!
说起乾隆南巡,从官方的史籍到民间的野史中,都有许多描述:或是说他修筑堤堰,功泽千秋;或说他把国家大事都扔给手下大臣,自己迷恋在江南美景中;或说他风流成性,挥霍无度……总之众说纷纭,褒贬不一。
《岛夷志》
8、汪大渊
汪大渊生于元武宗至大四年(1311),他自幼怀有大志,欲效法司马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游历祖国名山大川,考察风俗,记载物产。
至顺元年(1330),年仅二十岁的汪大渊来到南方最大的商港福建泉州,这里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他首次搭乘商船出海远航,历经几十国,渡地中海出红海,横渡印度洋,前后历时五年。至元三年(1337),汪大渊又进行第二次远航,历时两年回到泉州。
汪大渊广见博闻,沿途作有详细记录,并作古体诗百韵,至正九年(1349)整理编成《岛夷志》,为中国古代航海家亲历而手记之始。汪大渊回到南昌后改成《岛夷志略》印行。
《岛夷志略》分为一百条,涉及国家和地区二百二十多处,史料的真实性和范围的广泛性,超过历代官、私著述,对研究元代中西交通及海道诸国历史、地理有重要价值。西方许多学者研究此书,并译成多种文字。在汪大渊到澳洲近二百年之后,欧洲人才知道有这一大陆。
《履园丛话》
9、钱泳
钱泳原名鹤,字立群,号梅溪居士,无锡人。生于1759,卒于1844,享年85岁。钱泳出身于名门望族却不事科举,这到底是因为家里有钱,不用稻粱谋,还是因为个性使然,已无史料可查。这在今天也有点不可思议。这就像现在的孩子能考大学却执意不考。也许正因为如此,钱泳才会行万路里,读万卷书,不人云亦云,也才会年过八秩仍著述不辍,身后留名史册,为我们无锡人世代引以为骄傲。读明清笔记,怎么也绕不开钱泳的《履园丛话》。这本古代笔记以内容丰富、资料翔实、文笔流畅而著称。全书分24卷,涉及典章制度、天文地理、金石考古、文物书画、诗词小说、社会异闻、人物轶事、风俗民情、警世格言、笑话梦幻、鬼神精怪等许多方面,堪称包罗万象,蔚为大观。钱泳晚年潜居履园,“于灌园之暇,就耳目所睹闻,自为笺记”,自谦其为“遣愁索笑之笔”。他自序《履园丛话》,是清道光十八年七月,时年八十。
说钱泳退隐归里,是指他年方弱冠即离家远行,长年游幕异乡,足迹遍及直隶、山东、河南、湖北、江西、安徽、浙江、福建等省,五十年后才回归故里,过起隐居生活来。通常读书人所说的退隐,是指做官的年老多病,做不了官了,回家颐养天年;或者是耿直气盛,不为五斗米折腰,归去来兮,还自问胡不归;而钱泳的退隐与这些人不同,因为钱泳一辈子没做过官,甚至从未考过举人进士,故比之于做官的退出官场,更像武林人退出江湖。钱泳是清代著名学者,生前精通金石碑版之学,尤善篆书。即便到了二三百年后的今天,他的墨宝亦随处可见;如扬州的明月楼,常熟的钱牧斋墓,不一而足。
杜环
10、杜环
杜环是一万余唐军俘虏中的一员,他是作为随军书记官参与怛罗斯战役的。杜环在中亚、西亚乃至地中海沿岸等大食境内游历、居住有十多年之久,是中国历史上有据可考的第一个到过摩洛哥的人。在当时的阿拔斯王朝的大城市里,他不但发现那里已有来自中国的绫绢机杼,还亲眼目睹一些中国工匠(金银匠、画匠及纺织技术人员)在当地工作。
杜环在中亚、西亚乃至北非等阿拉伯帝国境内游历、居住了十多年,是中国历史上有据可考的第一个到过摩洛哥的人。公元762年,杜环结束了其游历生涯,随商船在广州登岸,回到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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