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远方朝圣-卡瓦格博

夏天的一个傍晚，我在西单村的半山坡眺望落日。当最后一道余辉从对面山头褪去之前，两辆小如甲壳虫的东风牌卡车顺着挂在崖壁上的山路驰来，嗡嗡的声音在峡谷里传得很远。不一会儿，它们进了村予，停在溪流边的空地上。溪水从海拔6000多公尺的卡瓦嘎博(意为白色雪山)淌下，流经水磨房，穿过木桥，汇入澜沧江。车刚停稳，百十号男女老少闹嚷嚷地下来，大部分涌进附近一座两层农舍投宿，其余的人在空地点起篝火，打开被褥，同西藏盐井来的马帮一起露营。 这天夜里，我也在村公所的屋顶露宿。银河横过天际，蝉子在核桃树下呜叫，年轻的村医小虎睡在旁边。他告诉我，乘卡车进村的那些人是四川得荣县的藏民，来卡瓦嘎博转经。每年都会来很多人，特别是冬季。到了卡瓦嘎博的本命年(羊年)，朝圣者可达数万。从峡谷对面的烧香台向西看，转山小路密密麻麻挤满人，像蚂蚁一样多。 我的本命年正好是羊年，我妻子和女儿也属羊。为此，我在卡瓦嘎博脚下的藏族村庄从事田野调查的同时，也想到这座山转转经。于是，我的研究自然而然与“朝圣”这个主题有了联系。 朝圣，是近来人类学非常关注的课题之一，特纳对“阈限”的研究，台湾学者对妈祖进香的考察，便是两个典型的例子。英语把朝圣叫pilgrimage，意即“为宗教目的而朝访圣地的旅行”。印度教把朝圣称作tirthayatra，指圣徒到七大圣河、八大神乡等地点还愿、祈福、赎罪的行为。伊斯兰教则有hajj的术语，汉语译为“朝觐”。每个穆斯林在其一生中，至少要到圣地麦加朝觐一次。至于我近年打交道较多的藏人，更把gnas skor(巡礼朝圣)视为超越世俗生活之上的义务，需用生命为代价去履行。 在人类学家看来，朝圣是生命历程中“通过仪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朝圣者一旦离开故地，也就摆脱了以往的身份与牵挂，进入一种非此即彼、模棱两可的混沌状态，如同心理学所说的“阈限”。他们与熟悉的日常生活相分离，离家到远方寻找圣迹，在此期间经历考验，然后以新人的面貌返回故乡。 相对于日常的“世俗空间”，朝圣者进入的是一个充满幻想、磨难和奇遇的“神圣空间”。就像现实和梦境相互对照，生存和死亡相互对照，世俗空间和神圣空间也像两面镜子，彼此照出对方的模样。人无论作为群体还是个体，都不能仅仅在一个空间里生活。他们需要在物质和精神的两个天地间往返穿巡。其实，朝圣倒不必非出于某种宗教信仰。大凡一群人，或一个人，受了感情和精神追求的驱使，跑到异域远方走走看看，使身心有所改变，都与朝圣相似。即使有些被迫背井离乡的浪子，经流放的困苦而嚼出人生的真味，也会由此成为朝圣队伍中的一员。在这里，走路不再只是一种本能，而变成生活的一次历炼，正如巴西作家paul coelhe在《朝圣日记》一书中说的： “当你旅行时，你会以一种实在的方式体验到再生的过程。你会遇到全新的环境，时间会过得更加缓慢，而且在大多数的旅行中，你甚至不懂那里的语言。因此，在旅行中，你就象一个刚刚离开子宫的孩子。” 由此看来，就连那些以人类学为职业的人，如果不满足谋一个衣食饭碗，而试图去远方、到他人的文化中寻找生活的价值，就应当属于朝圣者之列。由于经常形单影只地外出，这类人难免渐渐远离华丽的学术殿堂，像溪水，汇入到为朝圣而远行的人群当中。 既然是远行，那么无论何种形式的朝圣，都必须以地理上的“异乡”为目的地。真正吸引朝圣者不停地往前走的，是对于陌生之地的幻想。日本俳圣松尾芭蕉在《奥州小道》里讲过一句抒发游子感情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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