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风嘉兴的雪

上海已记不清去了几次，对于丰来说却是第一次。上海的古迹没有多少可看，感受最深的是：熙熙攘攘的人群，和满耳阿拉嘟侬的上海话。一般到上海来不外乎要去外滩和逛南京路，其实上海除了繁华的十里洋场外，还是中国革命的红色圣地之一。 红昨晚已到上海，参加公司2005年工作会议，约好周末在上海会合。来电说，上海这两天将会大幅降温。留下了三点重要指示：衣服多穿点、钱款多带点、身上少背点。 说来也怪，平时阿丰的早起，是件挺费事的事。今天为了赶早班飞机，我一喊，立马搞掂。收拾妥当后才发现没有牛奶，幸好机上有早餐供应。到虹桥机场是8：20分。 果然一出机场，风大天冷，还飘起了毛毛雨，地面温度六度。我俩的第一目的地是“一大”会址，先是坐938路公交到打浦，再换乘933路到复兴公园，穿过自忠路就是兴业路的石库门树德里。这里以前是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后来改为望志路，中共一大会址位于原望志路106号，现在的兴业路76号，是共产党人李汉俊哥哥（李书诚）的房子。 在树德里3号的这幢红砖房内，发生了一件影响中国命运的事情：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召开。1921年7月23日的傍晚，来自全国的十三位代表：上海的李汉俊、李达；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湖南的毛泽东、何叔衡；湖北的董必武、陈潭秋；山东的王尽美、邓恩铭；广东的陈公博；旅日代表周佛海及陈独秀代表包惠僧（共产国际的马林、尼科尔斯基也出席了会议），在这间房里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由此开启了中国革命运动的序幕。 会场设在楼下18平方米的客厅中间，一张长方形的大餐桌和十六把椅子，见证了这件开天辟地的历史事件。坐在这上面的十三人中，直到革命成功的只有毛泽东和董必武，牺牲的有：何叔衡（1876～1935）、陈潭秋（1896～1943）、邓恩铭（1901～1931）、李汉俊（1890～1927，脱党后依然从事革命工作，直至被捕杀害）、王尽美（1898～1925，积劳成疾病逝）；脱离共产党的有：李达、包惠僧和托派刘仁静；成为叛徒和汉奸的是：张国焘、周佛海和陈公博。 从历史的眼光来看，不论后来的结果如何？他们都是一群有强烈救国精神的热血青年。也正是这十三位代表着当时的53名共产党人，在黑暗的旧中国点亮了一盏明灯，正如毛泽东所说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会议开到第八天（即7月30日），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一个穿灰色长衫的中年男子闯入会场，借口找人，说了声“对不起，找错地方”，就匆忙离去。具有秘密工作经验的马林，建议会议马上停止并撤离。十几分钟后，法国巡捕包围了李公馆。他们除了查找到一些介绍和宣传社会主义的书籍外，并没有发现其他可疑的东西。当时抽屉里放着一份党纲草案，幸好涂改杂乱，字迹模糊，未引起他们的注意。法国巡捕警告几句后离开，但在四周布下暗探。在这种情况下，李达的夫人王会悟提议，会议转移到她的家乡浙江嘉兴去开。嘉兴的南湖环境幽静，游人不多，而且距离上海不远，来去方便。大家一致赞同这个倡议，第二天（7月31日）就分头前去嘉兴。这幢石库门式的建筑因此成就了一段历史的使命， 在纪念馆的后落，还有一处复原后的厨房，阿丰好奇地到处瞻望，尤其是对里头的锅碗瓢盆很是好奇，大有打破砂锅探到底的势头。其实这也是一群有食人间烟火的人，能为着一个共同目标走到一起，不能不说到革命导师――“北李南陈、两大星辰”的李大钊和陈独秀。 1915年陈独秀（1879～1942，安徽安庆人）在上海创办的《新青年》杂志，开创了民主和科学的新文化运动，继“五四”爱国运动后的1919年出版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期间李天钊（1889～1927，河北乐亭人）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全面详细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的实践，兴起了一股股的爱国热潮。随后，各地建立了许多研究团体。 1920年夏，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陈独秀在上海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同年10月，李大钊也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成立共产主义小组。随着各地纷纷成立共产主义小组，两位马克思主义传播者，酝酿成立无产阶级的政党。1921年的7月中国共产党终于诞生了，可是很意思的是，两位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却没有到会。1927年李大钊被军阀统治的北洋政府杀害；而后的大革命失败，陈独秀也失去了党魁的地位，成了党内有争议的一位人物。在大浪淘沙的时代中，仍不失英雄本色。由他们掀起的这股无产阶级飓风，推枯拉朽地卷袭了整个中华大地。他们的理想终于在二十八年后，得以梦圆。 在革命陈列馆的大厅里，有一面鲜艳的党旗，我凝望着这面由无数革命先烈鲜血染成的旗帜，我的热血翻涌，思绪沉浸在历史的天空。不知何时，大厅来了一群穿着制服的公务员，喧嚣地在党旗下，排成一行行，让我帮忙拍照，当我准备按快门的时候，急忙喊停。原来有位领导的位子站错了，从新调整。这让我对纪念馆，为十三位代表的排序和盖棺定论，引申出了不少的感慨。 我想在这种庄严肃穆的遗址前，我们只有通过内心深处的时光隧道，去感受革命先烈们热血涌动的时代，那才是真正地对得起他们为之抛头颅、洒热血的终极理想。 来之前就听说，在“一大”会址对面的邮局，有制作个性化明信片。离开前，我俩也去编辑了一张，把自己的身影作成邮票，贴在图片是“一大”会址大厅的明信片上，盖上邮戳：上海新天地2005.03.11然后投入邮箱寄回去。用阿丰的话讲，这是一张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明信片。孰不知它上面同时承载着我们的一次心灵旅程。 二 踏寻着“一大”代表们的足迹，我们搭乘Ｋ71次列车来到嘉兴，上海距离嘉兴才一个多钟头的路程。到达时天已经黑了，住环城东路的南湖大饭店，已没有标间只好要了套房。在二楼的餐厅，品味一番嘉兴地道的菜肴，名字倒给忘记了。喝点酒再加上饭店的空调暖和多了，已忘却门外寒冷的夜空。在梦乡里寻觅着那艘诞生了中国共产党的游船，空旷的湖面回荡着代表们深情的呼喊：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 1921年7月31日上午10点左右，参加“一大”的代表们分批从上海乘火车到达嘉兴，马林和尼科尔斯基为了避免引起注意缺席。李达的夫人王会悟（嘉兴人）租用了当地游湖的“画舫”，在船仓中间的桌上布置了酒菜和麻将，自己扮作歌女在前仓放哨。11点多，天上下起了小雨，南湖湖面上顿时烟雨迷蒙，中国共产党的“一大”会议，继续在这湖烟湖雨荡湖波中举行，会议通过了第一个《中国共产党纲领》，确定了党的名称为： 上海已记不清去了几次，对于丰来说却是第一次。上海的古迹没有多少可看，感受最深的是：熙熙攘攘的人群，和满耳阿拉嘟侬的上海话。一般到上海来不外乎要去外滩和逛南京路，其实上海除了繁华的十里洋场外，还是中国革命的红色圣地之一。 红昨晚已到上海，参加公司2005年工作会议，约好周末在上海会合。来电说，上海这两天将会大幅降温。留下了三点重要指示：衣服多穿点、钱款多带点、身上少背点。 说来也怪，平时阿丰的早起，是件挺费事的事。今天为了赶早班飞机，我一喊，立马搞掂。收拾妥当后才发现没有牛奶，幸好机上有早餐供应。到虹桥机场是8：20分。 果然一出机场，风大天冷，还飘起了毛毛雨，地面温度六度。我俩的第一目的地是“一大”会址，先是坐938路公交到打浦，再换乘933路到复兴公园，穿过自忠路就是兴业路的石库门树德里。这里以前是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后来改为望志路，中共一大会址位于原望志路106号，现在的兴业路76号，是共产党人李汉俊哥哥（李书诚）的房子。 在树德里3号的这幢红砖房内，发生了一件影响中国命运的事情：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召开。1921年7月23日的傍晚，来自全国的十三位代表：上海的李汉俊、李达；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湖南的毛泽东、何叔衡；湖北的董必武、陈潭秋；山东的王尽美、邓恩铭；广东的陈公博；旅日代表周佛海及陈独秀代表包惠僧（共产国际的马林、尼科尔斯基也出席了会议），在这间房里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由此开启了中国革命运动的序幕。 会场设在楼下18平方米的客厅中间，一张长方形的大餐桌和十六把椅子，见证了这件开天辟地的历史事件。坐在这上面的十三人中，直到革命成功的只有毛泽东和董必武，牺牲的有：何叔衡（1876～1935）、陈潭秋（1896～1943）、邓恩铭（1901～1931）、李汉俊（1890～1927，脱党后依然从事革命工作，直至被捕杀害）、王尽美（1898～1925，积劳成疾病逝）；脱离共产党的有：李达、包惠僧和托派刘仁静；成为叛徒和汉奸的是：张国焘、周佛海和陈公博。 从历史的眼光来看，不论后来的结果如何？他们都是一群有强烈救国精神的热血青年。也正是这十三位代表着当时的53名共产党人，在黑暗的旧中国点亮了一盏明灯，正如毛泽东所说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会议开到第八天（即7月30日），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一个穿灰色长衫的中年男子闯入会场，借口找人，说了声“对不起，找错地方”，就匆忙离去。具有秘密工作经验的马林，建议会议马上停止并撤离。十几分钟后，法国巡捕包围了李公馆。他们除了查找到一些介绍和宣传社会主义的书籍外，并没有发现其他可疑的东西。当时抽屉里放着一份党纲草案，幸好涂改杂乱，字迹模糊，未引起他们的注意。法国巡捕警告几句后离开，但在四周布下暗探。在这种情况下，李达的夫人王会悟提议，会议转移到她的家乡浙江嘉兴去开。嘉兴的南湖环境幽静，游人不多，而且距离上海不远，来去方便。大家一致赞同这个倡议，第二天（7月31日）就分头前去嘉兴。这幢石库门式的建筑因此成就了一段历史的使命， 在纪念馆的后落，还有一处复原后的厨房，阿丰好奇地到处瞻望，尤其是对里头的锅碗瓢盆很是好奇，大有打破砂锅探到底的势头。其实这也是一群有食人间烟火的人，能为着一个共同目标走到一起，不能不说到革命导师――“北李南陈、两大星辰”的李大钊和陈独秀。 1915年陈独秀（1879～1942，安徽安庆人）在上海创办的《新青年》杂志，开创了民主和科学的新文化运动，继“五四”爱国运动后的1919年出版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期间李天钊（1889～1927，河北乐亭人）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全面详细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的实践，兴起了一股股的爱国热潮。随后，各地建立了许多研究团体。 1920年夏，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陈独秀在上海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同年10月，李大钊也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成立共产主义小组。随着各地纷纷成立共产主义小组，两位马克思主义传播者，酝酿成立无产阶级的政党。1921年的7月中国共产党终于诞生了，可是很意思的是，两位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却没有到会。1927年李大钊被军阀统治的北洋政府杀害；而后的大革命失败，陈独秀也失去了党魁的地位，成了党内有争议的一位人物。在大浪淘沙的时代中，仍不失英雄本色。由他们掀起的这股无产阶级飓风，推枯拉朽地卷袭了整个中华大地。他们的理想终于在二十八年后，得以梦圆。 在革命陈列馆的大厅里，有一面鲜艳的党旗，我凝望着这面由无数革命先烈鲜血染成的旗帜，我的热血翻涌，思绪沉浸在历史的天空。不知何时，大厅来了一群穿着制服的公务员，喧嚣地在党旗下，排成一行行，让我帮忙拍照，当我准备按快门的时候，急忙喊停。原来有位领导的位子站错了，从新调整。这让我对纪念馆，为十三位代表的排序和盖棺定论，引申出了不少的感慨。 我想在这种庄严肃穆的遗址前，我们只有通过内心深处的时光隧道，去感受革命先烈们热血涌动的时代，那才是真正地对得起他们为之抛头颅、洒热血的终极理想。 来之前就听说，在“一大”会址对面的邮局，有制作个性化明信片。离开前，我俩也去编辑了一张，把自己的身影作成邮票，贴在图片是“一大”会址大厅的明信片上，盖上邮戳：上海新天地2005.03.11然后投入邮箱寄回去。用阿丰的话讲，这是一张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明信片。孰不知它上面同时承载着我们的一次心灵旅程。 二 踏寻着“一大”代表们的足迹，我们搭乘Ｋ71次列车来到嘉兴，上海距离嘉兴才一个多钟头的路程。到达时天已经黑了，住环城东路的南湖大饭店，已没有标间只好要了套房。在二楼的餐厅，品味一番嘉兴地道的菜肴，名字倒给忘记了。喝点酒再加上饭店的空调暖和多了，已忘却门外寒冷的夜空。在梦乡里寻觅着那艘诞生了中国共产党的游船，空旷的湖面回荡着代表们深情的呼喊：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 1921年7月31日上午10点左右，参加“一大”的代表们分批从上海乘火车到达嘉兴，马林和尼科尔斯基为了避免引起注意缺席。李达的夫人王会悟（嘉兴人）租用了当地游湖的“画舫”，在船仓中间的桌上布置了酒菜和麻将，自己扮作歌女在前仓放哨。11点多，天上下起了小雨，南湖湖面上顿时烟雨迷蒙，中国共产党的“一大”会议，继续在这湖烟湖雨荡湖波中举行，会议通过了第一个《中国共产党纲领》，确定了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明确党的奋斗目标：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宣言。还选举中央领导机构：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李达为宣传主任、张国焘为组织主任。完成全部议程后，历经九天的“一大”会议，于下午6点左右在南湖的这条游船上闭幕了。这艘诞生了中国共产党的“画舫”因此被称为“红船”。世事仓桑，当年的“红船”已无处寻觅，默默地消失在风雨飘摇的岁月，中国却由此摇出了一条光明的曲折大道来。而烟雨楼旁复制的“红船”，将永远成为凝固的记忆。 从梦里醒来，天已大亮。拉开窗帘，让我无法相信自己眼睛的是――雪！下雪啦！这可是阿丰梦寐以求的事情，竟然在嘉兴实现了。对于生活在闽南的人，下雪是多么了不起的事情。我还记得第一次在郑州遭遇下雪的情景。赶紧叫醒他，他高兴坏了，忘了穿衣服就要往外跑。我让他喝了杯热水，才一起去湖边赏雪。 这突如其来的春雪，把门口一辆辆的汽车覆盖得严严实实。我们的第一个动作是在车窗上划满激动的符号，尔后打起了热闹的雪仗。不一会儿全翻滚在雪地上，人们用异样的眼神看着疯颠的我俩。我们起劲地跑在厚厚的雪地上，听着“唰唰”的踩踏声。不远处的"望波门"有位老者在抓拍这难得树挂雪景，我们过去按他的安排，摇动树枝，让雪花飘落。。满头白雪的阿丰大叫过瘾，他为了看雪去了多次的闽北和武夷山，都没有遇到。我们找了个僻静处，堆起了雪人，这种北方人习以为常的游戏。此时南湖反倒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刚才的那位老者告诉我们，象现在这样的大雪是很少见的。特别是在今天，这场纯洁清新的白雪似乎又多了一种意味，让我明白了湖中“红船”的真谛：比起以前的前辈们，我们的信念是到了该反思的时候了 据说南湖的四季，韵味各不相同：春天的杨柳在细雨中，柳絮如烟。夏天的荷花在骄阳下，鲜艳诱人。秋天的香菱在暖风里，满湖飘香。冬天的树木在白雪中，银装素裹。南湖人因此在湖滨建了:春夏秋冬四园,南湖位于嘉兴市区的东南，与杭州西湖、绍兴东湖合称浙江三大名湖。由流经嘉兴的几条水道汇流形成，南北长，东西狭，东西各一湖，因像一对交颈相亲的鸳鸯，又名：鸳鸯湖。湖中有两个岛屿，一个是湖心岛，一个是小洲。 当我们随着渡船，来到位于湖心岛上的烟雨楼，这座建于五代时期的楼阁，依旧游人如炽；旁边固定的“红船”围了很多拍照的人，好象还有在为秩序问题而吵闹的。我站在楼上，望着湖面穿梭的画舫，迎着飘入面颊的雪花，舔了舔，有点涩涩的味道。 回到上海，在浦东如期与红会合。当我们仨站在东方明珠的顶端，望着万家灯火的夜上海，忽然有种仿然隔世的感觉，好象很遥远又好象就在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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