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路上：一个人的可可西里

空旷的青藏高原无人区,青岛人大胡子王挺背着用来维持生命力的背包,一个人走在海拔4800米的荒原上,体味着无声的孤独和寂寞。 “出去后,每到一个地方,就写一张明信片寄回来。什么时候收不到明信片了,我们就拿着最后一张去给你收尸!”第一次去青藏高原前夕,胡子的同事们这样调侃他。 胡子听着这话,没有笑。他拿了《西藏行》留言本,声称每天都要写日记,万一险遭不测,事发前的一切都记到本上和相机里了。 “即使死,也要死在这片神秘的高原上!”胡子在日记里说,“一个人安详地躺在可可西里的旷野中,身下是冰冷坚硬的岩石……” 大胡子王挺：一个青岛人的可可西里 走出青藏高原,胡子有时选择从海上回他青岛的家。 站在客轮甲板上,他会悄悄地原谅自己：离开可可西里是“被迫”的,那些学生们还在等着他回去上课。 胡子总是安慰自己：我还会回到可可西里的! 身在青岛的胡子是青岛科技大学的副教授,此时他过着一种和青藏高原完全不同的生活： 他每天坐一个多小时的公交车上班,在文学与艺术学院的讲台上,面对着的大学生们,他讲述艺术概论、摄影、三大构成、中外服装史等课程。然后就是每周参加动力巅峰俱乐部的户外活动——爬崂山。其余时间是回家后挂在网上,充实他的主页“王挺空间”,整理他曾经拍过的照片,有时还打打电子游戏。 在胡子的书房里,四面墙都是紧抵天花板的庞大书架,下面是电脑、扫描仪以及随处放置的光盘和胶片。狭小的空间只能容得下这张电脑桌了。 从1989年独身行走青藏高原,到2004年第5次进入可可西里,每次最长时间达几个月,胡子对青藏高原的情愫已经悄悄变成了一种始终埋得很深的兴奋与感慨。胡子知道,可可西里就是自己的去向。 西藏是我灵魂的故乡 1988年夏天,他带学生去黄河湖口瀑布写生、摄影。 “一个学生的话提醒了我。”胡子此时的眼神有些迷离,“他说,王老师,我们找机会去西藏吧。” 那时候,去西藏的内地人很少,除了军人就是地方上运输物资的长途车司机。没有互联网,没有进藏指南一类的东西,胡子当时所有关于西藏的知识来自一本书：《西藏短篇小说选》。 此时的胡子凭借好强的个性,依靠从小打下的身体基础,有着摄影和绘画专长的他带着学生们频频出击,从而积累了丰富的旅行经验。 直到1988年冬天,那位已经毕业正在威海工作的学生说自己不能和胡子一起去西藏了,但他给胡子寄来一份剪报,题目是：如果你骑车去西藏。 胡子看完跳了起来——兴奋的缘故。 “真正最后让我决定去西藏的是学校办公室里的同事傅老师。”胡子说,“他腿有残疾,却走过了中国的许多地方。”胡子说,傅老师每攒够一定数目的钱,就把它折算成来回的车费,看看能到达哪个地方,“他会用红笔在地图标出记号,等钱攒够了,这条红线也就到达了目的地。这时他就会动身前往。” 最后的事实是：1989年6月4日,胡子只身一人,在学校老师和同学的鼓励下,从青岛到西宁再经过青藏线进入西藏,后经川藏线,从上海坐船回青岛,全程用了132天。 胡子问,有多少人这样走过?火车,汽车,自行车,轮船,拖拉机……还有步行;跨越13个省市自治区;行程1.5万公里;完全自费;孤独一人…… “不会有很多的人能得到这样的机会。是的,这是一种机会,天赐良机。但它是那种需要你自己不折不挠地去追求才能得到的天意。它给了我一些可见的东西：褪过几层皮的脸;比往年多长了4个月的胡子;7000张照片……” 胡子承认,图像本身比任何语言都有说服力。“走出青藏高原后才知道,我完完全全被她打动了。”胡子说,这些照片,是青藏高原给他的恩赐。 “那是我灵魂的故乡!”胡子说。“我不能太自私了,我要为青藏高原做些什么。” 到可可西里“涌泉相报” 2002年4月,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来青岛搞图片巡回展并招募志愿者,活动的全称是“生态和藏羚羊保护志愿者”。 胡子仔细观看了可可西里来人带来的资料,上面显示,在昆仑山与唐古拉山之间有一大片经过几百万年冰川的侵蚀剥蚀形成的土地,明代(17世纪)蒙古人和硕特进藏,将这里的一座山称作“青色的山梁”,蒙语的发音是“可可西里”。由于另一个与此十分接近的发音,“可可西里”可以直译为“少女的脊梁”,有人把它意译为“美丽的少女”。 “我觉得我是非常的幸运。”胡子说尽管他当时已经47岁,不符合志愿者年龄要求,“但我的优势很明显,身体的,经验的,还有对青藏高原的那份感情。” 1989年,胡子第一次前往青藏高原时,曾路经西宁。当时,他希望得到青海电视台拍摄纪录片《西藏的诱惑》的录音,以便在寂寞的旅途中收听。“一位编导告诉我,进藏时经过二道沟北道河沿这片地区(可可西里)时千万不要停留。”胡子说,这里有上万名淘金者,一场大雨后,很多人被困在了里面,在饥饿和死亡的威胁下,他们可能对任何人发动袭击。 “恐怖的可可西里!”这是胡子对可可西里的第一印象。 后来,胡子看到了《西部大淘金》这本书,里面的描述让他不寒而栗：神秘、荒凉、无助、一个死亡世界。 1994年,可可西里发生了索南达杰被害的事件。 “这里竟然还有盗猎者,开枪,杀野生动物,最后连人也杀?”尽管可可西里被称作“青色的山梁”、“美丽的少女”,但她又是悲壮的,胡子在疑问中加深了对这片荒原的认识。 后来,国内一位长江源头探险家在青藏高原上捐资兴建索南达杰保护站。这条消息启发了胡子,“原来,个人也能为这片土地做点事?”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一直对此耿耿于怀的胡子决定,到可可西里去。 这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第一次招志愿者,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才噶局长被胡子的执着打动。胡子如愿以偿。 让女儿走进可可西里 “如果说1989年第一次去青藏高原,主要就是为了拍照片,2000年第二次去,主要是为了寻找心灵的宁静,而2002年5月去可可西里,却是要保护藏羚羊。” 2002年5月11日,胡子和四川的志愿者路峰被分配到了主力巡山队。他们将每隔一定时间派出两部车,深入可可西里无人区腹地转一圈,这一圈就是一两千公里,要15天到20天。 空旷的青藏高原无人区,青岛人大胡子王挺背着用来维持生命力的背包,一个人走在海拔4800米的荒原上,体味着无声的孤独和寂寞。 “出去后,每到一个地方,就写一张明信片寄回来。什么时候收不到明信片了,我们就拿着最后一张去给你收尸!”第一次去青藏高原前夕,胡子的同事们这样调侃他。 胡子听着这话,没有笑。他拿了《西藏行》留言本,声称每天都要写日记,万一险遭不测,事发前的一切都记到本上和相机里了。 “即使死,也要死在这片神秘的高原上!”胡子在日记里说,“一个人安详地躺在可可西里的旷野中,身下是冰冷坚硬的岩石……” 大胡子王挺：一个青岛人的可可西里 走出青藏高原,胡子有时选择从海上回他青岛的家。 站在客轮甲板上,他会悄悄地原谅自己：离开可可西里是“被迫”的,那些学生们还在等着他回去上课。 胡子总是安慰自己：我还会回到可可西里的! 身在青岛的胡子是青岛科技大学的副教授,此时他过着一种和青藏高原完全不同的生活： 他每天坐一个多小时的公交车上班,在文学与艺术学院的讲台上,面对着的大学生们,他讲述艺术概论、摄影、三大构成、中外服装史等课程。然后就是每周参加动力巅峰俱乐部的户外活动——爬崂山。其余时间是回家后挂在网上,充实他的主页“王挺空间”,整理他曾经拍过的照片,有时还打打电子游戏。 在胡子的书房里,四面墙都是紧抵天花板的庞大书架,下面是电脑、扫描仪以及随处放置的光盘和胶片。狭小的空间只能容得下这张电脑桌了。 从1989年独身行走青藏高原,到2004年第5次进入可可西里,每次最长时间达几个月,胡子对青藏高原的情愫已经悄悄变成了一种始终埋得很深的兴奋与感慨。胡子知道,可可西里就是自己的去向。 西藏是我灵魂的故乡 1988年夏天,他带学生去黄河湖口瀑布写生、摄影。 “一个学生的话提醒了我。”胡子此时的眼神有些迷离,“他说,王老师,我们找机会去西藏吧。” 那时候,去西藏的内地人很少,除了军人就是地方上运输物资的长途车司机。没有互联网,没有进藏指南一类的东西,胡子当时所有关于西藏的知识来自一本书：《西藏短篇小说选》。 此时的胡子凭借好强的个性,依靠从小打下的身体基础,有着摄影和绘画专长的他带着学生们频频出击,从而积累了丰富的旅行经验。 直到1988年冬天,那位已经毕业正在威海工作的学生说自己不能和胡子一起去西藏了,但他给胡子寄来一份剪报,题目是：如果你骑车去西藏。 胡子看完跳了起来——兴奋的缘故。 “真正最后让我决定去西藏的是学校办公室里的同事傅老师。”胡子说,“他腿有残疾,却走过了中国的许多地方。”胡子说,傅老师每攒够一定数目的钱,就把它折算成来回的车费,看看能到达哪个地方,“他会用红笔在地图标出记号,等钱攒够了,这条红线也就到达了目的地。这时他就会动身前往。” 最后的事实是：1989年6月4日,胡子只身一人,在学校老师和同学的鼓励下,从青岛到西宁再经过青藏线进入西藏,后经川藏线,从上海坐船回青岛,全程用了132天。 胡子问,有多少人这样走过?火车,汽车,自行车,轮船,拖拉机……还有步行;跨越13个省市自治区;行程1.5万公里;完全自费;孤独一人…… “不会有很多的人能得到这样的机会。是的,这是一种机会,天赐良机。但它是那种需要你自己不折不挠地去追求才能得到的天意。它给了我一些可见的东西：褪过几层皮的脸;比往年多长了4个月的胡子;7000张照片……” 胡子承认,图像本身比任何语言都有说服力。“走出青藏高原后才知道,我完完全全被她打动了。”胡子说,这些照片,是青藏高原给他的恩赐。 “那是我灵魂的故乡!”胡子说。“我不能太自私了,我要为青藏高原做些什么。” 到可可西里“涌泉相报” 2002年4月,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来青岛搞图片巡回展并招募志愿者,活动的全称是“生态和藏羚羊保护志愿者”。 胡子仔细观看了可可西里来人带来的资料,上面显示,在昆仑山与唐古拉山之间有一大片经过几百万年冰川的侵蚀剥蚀形成的土地,明代(17世纪)蒙古人和硕特进藏,将这里的一座山称作“青色的山梁”,蒙语的发音是“可可西里”。由于另一个与此十分接近的发音,“可可西里”可以直译为“少女的脊梁”,有人把它意译为“美丽的少女”。 “我觉得我是非常的幸运。”胡子说尽管他当时已经47岁,不符合志愿者年龄要求,“但我的优势很明显,身体的,经验的,还有对青藏高原的那份感情。” 1989年,胡子第一次前往青藏高原时,曾路经西宁。当时,他希望得到青海电视台拍摄纪录片《西藏的诱惑》的录音,以便在寂寞的旅途中收听。“一位编导告诉我,进藏时经过二道沟北道河沿这片地区(可可西里)时千万不要停留。”胡子说,这里有上万名淘金者,一场大雨后,很多人被困在了里面,在饥饿和死亡的威胁下,他们可能对任何人发动袭击。 “恐怖的可可西里!”这是胡子对可可西里的第一印象。 后来,胡子看到了《西部大淘金》这本书,里面的描述让他不寒而栗：神秘、荒凉、无助、一个死亡世界。 1994年,可可西里发生了索南达杰被害的事件。 “这里竟然还有盗猎者,开枪,杀野生动物,最后连人也杀?”尽管可可西里被称作“青色的山梁”、“美丽的少女”,但她又是悲壮的,胡子在疑问中加深了对这片荒原的认识。 后来,国内一位长江源头探险家在青藏高原上捐资兴建索南达杰保护站。这条消息启发了胡子,“原来,个人也能为这片土地做点事?”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一直对此耿耿于怀的胡子决定,到可可西里去。 这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第一次招志愿者,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才噶局长被胡子的执着打动。胡子如愿以偿。 让女儿走进可可西里 “如果说1989年第一次去青藏高原,主要就是为了拍照片,2000年第二次去,主要是为了寻找心灵的宁静,而2002年5月去可可西里,却是要保护藏羚羊。” 2002年5月11日,胡子和四川的志愿者路峰被分配到了主力巡山队。他们将每隔一定时间派出两部车,深入可可西里无人区腹地转一圈,这一圈就是一两千公里,要15天到20天。 后来,在返回青岛后,胡子又申请第二次成为可可西里志愿者。“如果说第一次我进入可可西里的心态里含有好奇心的话,第二次就转变了,我更多地开始关注这里的人,这些保护这片土地的人。” 2003年的5月到8月,胡子第三次去可可西里做志愿者活动,并携女进藏。 17岁的女儿放了暑假,自己一个人坐了两天两夜的火车去了西宁,然后从西宁到了格尔木,又从那里到了可可西里管理局找胡子,随后到了西藏。胡子让女儿看到父亲为之神往的可可西里,也看到那些保护队员。 “我就是想让她看看在现代社会中,还有保护队员在这里艰苦地工作着。”胡子说,“去年我在可可西里的时候,《可可西里》这部影片正在青岛上映,女儿几乎在第一时间就和同学去看了。” 妻子给胡子发短信说,“你女儿说想可可西里的人了”。这让胡子觉得在那里的生活让女儿知道了保护可可西里和人间情谊最可贵。 胡子说：“现在有时候幼儿园让我去给小朋友讲可可西里的故事,我也去,我对那些只有四五岁的小朋友说,‘小朋友,这种可爱的动物叫做藏羚羊,是我们人类的朋友,我们要保护它……"我觉得给他们在心里埋下种子早晚有一天就会发芽的。” 第四次、第五次进入可可西里,已经50岁的胡子很执着。“我长年在外,惟一遗憾的是没有给妻子一个好点的房子,一个有暖气的房子。” “主要是一种情的牵挂。第一次去那里后就非常想念那里的人,有机会就想回去看看他们,尽自己的所能多做点对可可西里有益的事情,我觉得人首先要做一个有责任的人。” 胡子说,可可西里是他的另一个家。 王挺 男,1955年出生于山东安丘。汉族。 1975年毕业于山东省青岛工艺美术学校,1986年毕业于青岛教育学院汉语言文学系。现为青岛科技大学文学与艺术学院副教授。 1989年7月至2004年10月,五次去可可西里,并曾于2003年5月-8月携女进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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