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鳞爪

北京鳞爪 “北京”，曾是多年来一个神圣的名字，这简单的两个汉字，承载着其建城几百年来的历史风雨、往昔沉积。在异域人的眼中皇城北京和首都北京也最能传达给世界这个远古的和未来的“中央大国”所具有的历史、人文、民情及时代信息。在2005年的夏秋之交，终有机会花数天的时间溶于这座千万人口的泱泱都城，得以近距离地去体验它的脉搏呼吸。心有所感，随手留下的点滴字眼难免浅薄之词，只是以一个外地人的视觉角度去感受今日的北京。 一 北京的交通 北京的交通是拥挤的。这一点无庸置疑，也是任何一个外地人初到北京后的最深切感受。交通拥挤的感觉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堵车，二是公交车辆的超载。 先说堵车，对于北京的堵车早有耳闻，但没有真切体会你还是难以想象真实情况。到北京的第一天傍晚，我从前门打的到西客站南广场的北京建设大厦，一路上已经是走走停停，到了中土大厦那块儿干脆彻底堵死，车子每隔一段的挪动距离以尺为单位，前后夹击的车龙除了让你脑袋冒烟外再不会有其他的念头。的士司机怕是已经习以为常了，还在一个劲儿地向我神侃。说什么北京一到上下班时间就这样，虽说现在六环都通车了但你不能老绕圈圈这么多人还得进来出去不是，首都不叫首都改叫首堵得了。我的心思全在蜗牛爬似的车速和隔两三分钟就往上跳的计程表上，对他的搭讪只有哼哈回应——出租车的累计停车跳表碰上北京这种堵法就很可怕了。最后到达目的地时我要了张票，上面倒是交代得很清楚：全程时间58分钟，等待时间41分钟。还好，这天没什么急事，就当是给我往后选择打的时提个醒算了。此外我还对那天的的士司机有点看法，他应该早在中土大厦那块儿对我说你下车走过去得了最多也就十五分钟——这是我后来走过一次的时间。 再后来听我在北京的同学说，在北京你稍微混出点人样之后首先得想办法买部车，原因有两个，一是北京实在是太大了，没个车办起事来真不方便，你想现在都修到六环了光在六环上不下来开一圈也得两小时吧;二就是堵车，你要是打的一堵车计程表能把你跳到嗓子冒烟，自己的车那就自在一点了，真堵死了你也没啥办法不是，起码心脏不用跟着计程表一起跳吧。他已经买车两年了。 再说超载，北京的公交系统包括巴士、地铁的超载情况也是出乎我的想象。我总认为，城市公交系统的顺畅和乘车环境关乎市民的日常生活质量，因为毕竟能以出租车和私家车代步的人还是少数。说实话，我对北京的公交状况是有点意外，无论地铁还是巴士，几乎都比较拥挤，车厢里也略显破旧。在上下班的高峰时段，公共汽车和地铁车厢就象塞满了沙丁鱼的罐头，手脚灵便和身强力壮的先挤满了车后，售票员和地铁广播马上就会遗憾地通知你等待下一趟车了。挤不上车的无可奈何，挤得上车的也只得收腹缩肩。这可能是因为北京确实是人口太多了，但另一个原因我想大概还是北京城这种以天安门为圆心然后一环一环不断外扩而又将过多的政治行政经济商业等功能安置在城市核心区的城市规划趋向有关系，这一点在下面再细说。 2008的奥运年转眼也就到了，在世界的目光聚焦之前想方设法改善目前的公交状况，恐怕是北京的一个大问题。 二 北京的城建及建筑规划 从穗到京之后对北京城市总体的第一印象就是地域广袤、楼距开阔、道路宽敞。这是相对于上海、广州的显著特点——于此两地老城区的建筑开发已经达到见缝插针的地步，只有在城市的新区比如浦东、番禺才会有如此宽阔的城市空间感。另一个不同就是新建筑的层高都不高但体量不小地块面积很大。有一天晚上我特意乘车在三环上兜了一整圈，真切地感受到北京城建铺摊的规模。有人形容北京城现在随着环城路的环环外扩就象一个比萨饼由6寸到9寸再到12寸不断地越摊越大，这也是北京相对于上海、广州所拥有的天然优势——这两个城市地域外扩发展的空间已经受到周围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其他城市同样高速发展的制约，而北京就没有这个问题。 北京的这种城建尺寸让初到此地的人不由自主地感到国都的气势和城市的宏大。说实话，相对于上海和广州，站在北京的街道上，抬头可以望见更多的云天，也可以更明显地享受到风的穿流。 对于北京城的建筑规划得失我留意耳闻阅知过许多。最经典的事件就是建国初期梁思成上书中央要求原样保留北京老城然后另外择地兴建新城行使首都政治行政经济等功能，这在国外是有过先例的例如巴黎。但是他的方案被否决了，原因是国家百废待兴、财力有限，只能在老北京的基础上兴建新城市。于是旧的城墙被拆掉了，天安门前的广场及周围被重建了……等等，新的北京渐渐地替代老的北京。梁思成心有不甘不停寻找各种机会向上表达他的思路，最终让他和以他为代表的一帮规划、古建专家在随后而来的各种运动中吃尽了苦头。 可能就在梁思成因此受到责难并被改造灵魂深处的同时，在地球另一面的古巴由卡斯特罗领导的革命取得了最终胜利，建立了又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卡斯特罗在哈瓦那没有去改动前政府留下的城区，而是在旁边建了一个新城。即使在当时的中国人看来他的新城也难说现代，但他完完整整地保留了老城。相对于北京，这是一个后例，而此时北京的城市规划趋向已经不可逆转了。 在2005年9月14日的《中国经济时报》上有一篇专题文章《寻找国家大道》，文中对梁思成的学生、现中国文物学会会长罗哲文进行了专访。他对于天安门广场的重建依然是耿耿于怀——无庸置疑他的老师当年也是如此。罗会长告诉记者，天安门广场原来是一个“t”字型广场，形成于明代，又名“天街”。广场两侧宫墙之外，明代时集中布置了宗人府、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工部、钦天监、五军都督府、太常寺、锦衣卫等衙署;清代袭之，仍为权力机构所在地。这些中央行政机构通过天街与皇城、紫禁城连为一体，象征着皇帝拥有最高权力。广场南端为中华门，门内东西两侧沿宫墙之内一丈多远，建有联檐通脊、黄瓦红柱、带有廊檐的千步廊，东西相向各百十间，其北端分别折向东西，各34间，共有144间平房，作为存放文书档案的地方。“如果这一片古城可以留存至今，那将是世界上惟一得以完整保留，规模最宏伟、气势最磅礴的历史文化名城，就连今日之巴黎、罗马也难以企及。”罗会长对此不无惋惜，并且对现在北京依然在旧城核心区求大求新求异的建筑规划取向表示了深深的担忧和无奈的心情。“90年代东方广场在建设前期就受到了强烈质疑与反对，当时好多老专家和院士联名上书反对建东方广场，但没有成功。”参与过联名上书的罗会长告诉记者，东方广场所占地本来是划拨给外交部盖办公大楼的，没想到变成了商业用地。相较之下， 北京鳞爪 “北京”，曾是多年来一个神圣的名字，这简单的两个汉字，承载着其建城几百年来的历史风雨、往昔沉积。在异域人的眼中皇城北京和首都北京也最能传达给世界这个远古的和未来的“中央大国”所具有的历史、人文、民情及时代信息。在2005年的夏秋之交，终有机会花数天的时间溶于这座千万人口的泱泱都城，得以近距离地去体验它的脉搏呼吸。心有所感，随手留下的点滴字眼难免浅薄之词，只是以一个外地人的视觉角度去感受今日的北京。 一 北京的交通 北京的交通是拥挤的。这一点无庸置疑，也是任何一个外地人初到北京后的最深切感受。交通拥挤的感觉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堵车，二是公交车辆的超载。 先说堵车，对于北京的堵车早有耳闻，但没有真切体会你还是难以想象真实情况。到北京的第一天傍晚，我从前门打的到西客站南广场的北京建设大厦，一路上已经是走走停停，到了中土大厦那块儿干脆彻底堵死，车子每隔一段的挪动距离以尺为单位，前后夹击的车龙除了让你脑袋冒烟外再不会有其他的念头。的士司机怕是已经习以为常了，还在一个劲儿地向我神侃。说什么北京一到上下班时间就这样，虽说现在六环都通车了但你不能老绕圈圈这么多人还得进来出去不是，首都不叫首都改叫首堵得了。我的心思全在蜗牛爬似的车速和隔两三分钟就往上跳的计程表上，对他的搭讪只有哼哈回应——出租车的累计停车跳表碰上北京这种堵法就很可怕了。最后到达目的地时我要了张票，上面倒是交代得很清楚：全程时间58分钟，等待时间41分钟。还好，这天没什么急事，就当是给我往后选择打的时提个醒算了。此外我还对那天的的士司机有点看法，他应该早在中土大厦那块儿对我说你下车走过去得了最多也就十五分钟——这是我后来走过一次的时间。 再后来听我在北京的同学说，在北京你稍微混出点人样之后首先得想办法买部车，原因有两个，一是北京实在是太大了，没个车办起事来真不方便，你想现在都修到六环了光在六环上不下来开一圈也得两小时吧;二就是堵车，你要是打的一堵车计程表能把你跳到嗓子冒烟，自己的车那就自在一点了，真堵死了你也没啥办法不是，起码心脏不用跟着计程表一起跳吧。他已经买车两年了。 再说超载，北京的公交系统包括巴士、地铁的超载情况也是出乎我的想象。我总认为，城市公交系统的顺畅和乘车环境关乎市民的日常生活质量，因为毕竟能以出租车和私家车代步的人还是少数。说实话，我对北京的公交状况是有点意外，无论地铁还是巴士，几乎都比较拥挤，车厢里也略显破旧。在上下班的高峰时段，公共汽车和地铁车厢就象塞满了沙丁鱼的罐头，手脚灵便和身强力壮的先挤满了车后，售票员和地铁广播马上就会遗憾地通知你等待下一趟车了。挤不上车的无可奈何，挤得上车的也只得收腹缩肩。这可能是因为北京确实是人口太多了，但另一个原因我想大概还是北京城这种以天安门为圆心然后一环一环不断外扩而又将过多的政治行政经济商业等功能安置在城市核心区的城市规划趋向有关系，这一点在下面再细说。 2008的奥运年转眼也就到了，在世界的目光聚焦之前想方设法改善目前的公交状况，恐怕是北京的一个大问题。 二 北京的城建及建筑规划 从穗到京之后对北京城市总体的第一印象就是地域广袤、楼距开阔、道路宽敞。这是相对于上海、广州的显著特点——于此两地老城区的建筑开发已经达到见缝插针的地步，只有在城市的新区比如浦东、番禺才会有如此宽阔的城市空间感。另一个不同就是新建筑的层高都不高但体量不小地块面积很大。有一天晚上我特意乘车在三环上兜了一整圈，真切地感受到北京城建铺摊的规模。有人形容北京城现在随着环城路的环环外扩就象一个比萨饼由6寸到9寸再到12寸不断地越摊越大，这也是北京相对于上海、广州所拥有的天然优势——这两个城市地域外扩发展的空间已经受到周围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其他城市同样高速发展的制约，而北京就没有这个问题。 北京的这种城建尺寸让初到此地的人不由自主地感到国都的气势和城市的宏大。说实话，相对于上海和广州，站在北京的街道上，抬头可以望见更多的云天，也可以更明显地享受到风的穿流。 对于北京城的建筑规划得失我留意耳闻阅知过许多。最经典的事件就是建国初期梁思成上书中央要求原样保留北京老城然后另外择地兴建新城行使首都政治行政经济等功能，这在国外是有过先例的例如巴黎。但是他的方案被否决了，原因是国家百废待兴、财力有限，只能在老北京的基础上兴建新城市。于是旧的城墙被拆掉了，天安门前的广场及周围被重建了……等等，新的北京渐渐地替代老的北京。梁思成心有不甘不停寻找各种机会向上表达他的思路，最终让他和以他为代表的一帮规划、古建专家在随后而来的各种运动中吃尽了苦头。 可能就在梁思成因此受到责难并被改造灵魂深处的同时，在地球另一面的古巴由卡斯特罗领导的革命取得了最终胜利，建立了又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卡斯特罗在哈瓦那没有去改动前政府留下的城区，而是在旁边建了一个新城。即使在当时的中国人看来他的新城也难说现代，但他完完整整地保留了老城。相对于北京，这是一个后例，而此时北京的城市规划趋向已经不可逆转了。 在2005年9月14日的《中国经济时报》上有一篇专题文章《寻找国家大道》，文中对梁思成的学生、现中国文物学会会长罗哲文进行了专访。他对于天安门广场的重建依然是耿耿于怀——无庸置疑他的老师当年也是如此。罗会长告诉记者，天安门广场原来是一个“t”字型广场，形成于明代，又名“天街”。广场两侧宫墙之外，明代时集中布置了宗人府、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工部、钦天监、五军都督府、太常寺、锦衣卫等衙署;清代袭之，仍为权力机构所在地。这些中央行政机构通过天街与皇城、紫禁城连为一体，象征着皇帝拥有最高权力。广场南端为中华门，门内东西两侧沿宫墙之内一丈多远，建有联檐通脊、黄瓦红柱、带有廊檐的千步廊，东西相向各百十间，其北端分别折向东西，各34间，共有144间平房，作为存放文书档案的地方。“如果这一片古城可以留存至今，那将是世界上惟一得以完整保留，规模最宏伟、气势最磅礴的历史文化名城，就连今日之巴黎、罗马也难以企及。”罗会长对此不无惋惜，并且对现在北京依然在旧城核心区求大求新求异的建筑规划取向表示了深深的担忧和无奈的心情。“90年代东方广场在建设前期就受到了强烈质疑与反对，当时好多老专家和院士联名上书反对建东方广场，但没有成功。”参与过联名上书的罗会长告诉记者，东方广场所占地本来是划拨给外交部盖办公大楼的，没想到变成了商业用地。相较之下，2000年国家大剧院所引发的争议更为炽烈。罗会长回忆，当时有100多位专家联名上书要求重新论证国家大剧院方案，但也没有成功。 在一个无风的傍晚，我登上了北京古城中轴线的最高点——景山，向南俯望故宫。在落日的余辉返照下，一片片金黄如霞的屋面从近至远舒展地铺开直到视力的天际线，皇城浩荡，气势恢弘，。但在天际线上，可清晰地辨认出两座于此迥然有别的建筑盘踞在视线的右上角。一是人民大会堂，再就是形如巨蛋、银光闪耀的国家大剧院了。人民大会堂尚有中国传统的建筑元素，因此与故宫的视觉反差不至于过大，但我个人认为它的高度似乎高了一点，使故宫这种平铺的整体感觉产生了突变。而国家大剧院无论从形状、色调、建筑风格都与周围故宫及中南海的皇家建筑、园林形成了强烈的反差，犹如一艘庞大的天外飞碟降落在故宫皇城的领空。我所学专业是结构，与建筑规划似不沾边，但只从普通国民的直觉而言，对于国家大剧院能否与巴黎埃菲尔铁塔一样经过时间的洗礼后从城市异类变成城市象征的前景，我有不可避免的怀疑。可能这就是东西方文化沉淀的差异，美籍华人贝聿铭在罗浮宫门前做的玻璃金字塔很快就得到了法兰西大众的认同，而法国人安德鲁在天安门前做的巨蛋中国人却怎么看怎么怪。 作为一个在基建系统混的人，大抵也知道许多建筑业内专家对于近年来国内大中城市日益时兴的所谓城市标志建筑和建筑设计国际招标有些看法。建筑外貌优劣的评判并没有绝对的标准，城市标志建筑和建筑设计国际招标的最终结果往往体现的都是当地最高权力层的意志。在追求城市现代化的进程中，国外发达国家设计人标新立异的建筑方案似乎更能引起执政者的兴趣和所谓国际大都市包装形式的需要。于是在北京，除了法国人的巨蛋，我们还将看到瑞士人的鸟巢(国家体育场)、荷兰人的变形体(中央电视台新楼)。我曾辗转听闻某位建筑设计大师用一比喻来表达自己对此的看法，大意如此：荷兰人弄了一孔几十亿的怪洞，瑞士人造了一个几十亿的鸟巢，引来了一只法国鸟，在天安门广场前下了一个几十亿的巨蛋。 这位下蛋的法国人安德鲁在国内的另两大城市上海和广州皆有其手笔，也都是城市重要标志：上海是浦东机场，广州是新体育馆。而在此君执笔的巴黎戴高乐新机场出现结构塌陷事故的新闻传回国内后，着实让京沪穗三地紧张了一阵，直到有权威机构出面宣称安德鲁在国内的建筑经过严格检算证明结构是绝对安全的。对此我认为从结构专业的角度来说，随着空间结构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现今任何一个建筑师灵感闪现所产生的奇思妙想通过结构大师的努力和电脑的运算都大致可以在理论上实现，无非是付出高昂的造价而已。 但很多结构专家也在担心这样一个问题，即这种愈演愈烈的标志建筑、个性建筑除了要付出比以前多得多的经济代价外，其理论上的结构安全性是否能真正经得起各种不可预知的因素影响。比如材料品质的不稳定性，自然灾害的不确定性，毕竟这类建筑在空间结构形式上受建筑外形的限定都是唯一的单体，没有前例的实际数据可鉴，理论上可行的东西未必在实践中万无一失。另外我看还有一个重要因素不能不提，就是此类建筑的施工时间往往受到业主的限定，大都少于合理的定额工期，由此也导致施工方在建设过程中难以保证100%地履行施工规范而造成质量隐患。最典型的事例就是“亚运工程”中工期最短的体育博物馆，当年和所有的“亚运工程”一起获得了“特别鲁班奖”，但短短的十五年之后便出现了下沉、开裂等质量问题。 信马由缰，从规划讲到施工，扯得有点远了。回过头再来看一下《中国经济时报》那篇文章《寻找国家大道》中对中国管理科学院区域发展研究所张乃剑所长的采访。张乃剑认为东西长安街现在的问题是发生了功能定位的错位，出现了诸如东方广场和国家大剧院等与长安街功能不协调的超大型商务建筑，很多商业建筑甚至包括“总部基地”、金融街也在往长安街上挤，加重了长安街原有的功能负担，统一的风格被撕裂。商业行政中心区和商务中心区的积聚不仅造成原有民族建筑被破坏，而且超负荷的人口对长安街的承载能力形成很大压力，导致交通拥堵——相同的道理，这也是北京旧城核心区甚至国内其他大城市老城区经常产生交通堵塞的根源所在，我认为。 有一天晚上在街上闲逛的时候，我发现了一处旧城墙基础的遗址，已经被完善地保护起来，建了一个下沉式的广场可以让人近距离地去触摸这些历史的痕迹。很多事情的改变是无法逆转的，圆明园遗址公园对于国民是爱国主义的教育基地，而站在此处城墙的遗址旁时，却让我说不出感慨还是唏嘘了。 三 北京的胡同 北京的胡同现在对于外地人和外国人来说，基本上和“全聚德烤鸭”一样，都是京城地方特色的代表项目了。就象来北京旅游的都要设法去全聚德吃一顿烤鸭似的，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也要来一次“胡同游”。顺应潮流，有关部门也下了不少工夫，我在不少旅游景点处看到许多三轮黄包车，车夫们穿着“胡同游”统一款式和颜色的马甲，揽客时有的还操起了简单的英语跟老外介绍和议价。在大马路上有时也可以见到三轮黄包车的踪影，因为车夫要拉着游客从上一个胡同窜到下一个胡同。 但是似乎和旅行社推介 “华东五市游” 的方式如出一辙，“胡同一日游”包含的都是几个有名的胡同。我认为胡同应有胡同的节奏，这种节奏如果受到外来的干扰过多可能就侵蚀了它的本来面目。比如在日日人潮汹涌似步行街的周庄，前人创造的居住空间被后人作为追求经济利益的载体，我只能体味到无处不在的商业气息，只能想象出从前“小桥流水人家”的恬静生活。 好在北京的胡同满城遍布，穿插盘踞在新北京高楼巨厦的每一处空隙之中，我大可以避实就虚。在一个晴朗的下午，逛完报国寺后我就近拐进了旁边的胡同，开始了自己步行的“胡同游”。 在胡同里呈现出与外面车水马龙的国都截然不同的另一种景象。青绿的瓜藤在门前的棚架上静悄悄地蔓延着，顽强的爬山虎尽可能占领了残旧的院墙，挂在院门上的鸟笼里的八哥和鹦鹉正不停地呱噪着。午后的阳光打在青灰的瓦面上，反射不出一丁点儿热力，好象盐投于水悄悄地溶解了。胡同在眼前不停地延伸、拐弯或分支，好似没有尽头。每一处院落的门前，或支着簸箕晒着鱼干，或扯着铁丝晾着被单，或有几辆单车随意地靠在门边。不时见到三三两两的儿童在追逐打闹，年纪相若的大妈大娘围成一处唠嗑闲聊，大爷大叔们则或是围坐在小台旁一壶浓茶伴以录放机里的京剧唱腔，或是轧在一堆正进行楚河汉界上的厮杀。头顶上两侧院墙夹出的一片天空时有鸣哨的鸽群飞过，远处只见高楼朦胧的剪影如一幕虚幻的影象。 有一种熟悉而温暖的感觉在心头荡漾，我的童年也曾经历过如此类似的大院生活，左邻右舍年纪相若的人们亲如一家、各有所乐，只是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大家都陆续搬进了或高或矮的楼房渐渐疏远了彼此的距离直至没有了往来，现在的邻居只在楼道里或电梯中相互点头致意却不知姓甚名谁，甚至连礼节性的笑容也省略了。时空的交错是一种很奇妙的感觉，或是多年以后旧地重游发现故人已老但景貌依然，或是千里之外发现自己曾经历过的生活状态仍在每日重演。时间的大河在北京胡同的岔口分出一条支流，即刻降低了流速，缓缓地在胡同中掠过，几乎让人感觉不到它的流逝直到在胡同的出口处重新汇入外面城市的滚滚洪流。 我感觉在这里看到了与我想象中更相符的北京，如果北京的胡同在城市现代化的进程中都消失殆尽了，那么除了故宫、颐和园、天坛以外，北京又和深圳有多少区别呢?当然，胡同里不可避免地也在改变着，比如重新安装的铝合金窗、蜂窝似的空调主机、还有停在院门口的小汽车，这些都在清楚地提醒你，时间的运行是不可停滞的。 将近日暮的时候，我终于逛到了琉璃厂胡同。这条在老北京的历史中曾经聚集了多少名人贵族、国宝珍奇的传奇胡同，现在依然被作为一条古玩街，两旁的房子或新或旧都已经被重新整饰仿古如旧，京味十足，只是来客大多已换成了外来的游人。真的假的古董、贵的贱的档口、老的嫩的面孔、黄的白的人种，大家来此寻找对老北京的印象和购买对老北京的纪念，政府借此宣传城市形象和发展旅游经济，各取所需。此琉璃厂已不是彼时的琉璃厂了。 四 北京的古玩市场 北京的古玩市场也是京城的一大特色，潘家园、报国寺、琉璃厂我都花时间专门去逛了一次，应该说各有特色。 潘家园，现在的名气最大，基本上来北京的老外都知道有个潘家园，也知道在那儿中国特色的东西多、买的不贵。当然，老外觉着不贵对我们来说就未必了。不过潘家园始终是由当初自发聚集的地摊发展成今日这等规模的，就算现在也是棚挡夹杂地摊犹如批发市场的模样。东西确实是多，无论数量还是品种，你见过的没见过的、想得到的想不到的，都有。比如为了迎合某些老外的猎奇心理，以前“三寸金莲”的鞋就随处可见，至于是否从老太太的脚上扒下来的还是找农村大婶现做仿旧的，那就不好说了。 关于潘家园，还有不少耳口相传的故事。如“谁谁谁在这里拣了个大漏500块钱抱了件康熙的官窑花瓶回去”这类自然是数不胜数，最经典的据说是上个世纪曾有一个省级博物馆的馆长在潘家园发现了不少殉葬用的汉代陶俑，经研究认定是真品，于是大量收买。谁知潘家园的陶俑越买却越多，源源不断，老馆长这才起了疑心，千方百计打听到了货源地，然后扮成买家亲自前去探访，最后终于证实确是赝品，但仿造手法之高明让这位老专家也叹为观止。所以说，连专家也会走眼，普通人去逛潘家园更要抱个平常心态，看看新鲜、学习门道，千万别指望花小钱拣大漏，不然多半让卖家拣了你的漏。 报国寺，本身就是一处文物建筑，去逛报国寺古玩市场还可以顺便把报国寺参观一下，不用花钱。报国寺古玩市场就开在报国寺院内，基本上是地摊，有少数十来间用简易材料搭成的亭子间，规模自然不如潘家园，但总也有两三百档。此处没有潘家园那么兴旺的人气，看得出来逛的基本上是本地人，环境也要好点，因为有大树浓荫、内院连廊，还有专题的钱币、古籍、玉器等展馆。摊点上的品种也是新奇古怪、包罗万有，有挺不错的东西。市场经济的威力就是如此，只要有需求就会有不绝的供给。但在报国寺没有潘家园那么浓郁的贸易市场气息，在这摆摊的摊主有许多自己就是玩家，即使你不买任何东西也可以和你聊上半天门道与心得。 在潘家园我是蜻蜓点水、浏览而过，在报国寺，因为喜欢这种环境氛围，倒是蛮有兴致地慢慢看。在一处摊上看中了一块玉，档主开价也不狠。再聊，原来此人竟是演艺个体户、所谓的“京漂一族”，闲时在此摆摊，以前还在广州混过，于是距离拉近许多。也许是来京久了或是在演艺圈把口才练好了，此君也好侃，还向我透露了他以前在广州混时所经历的电视台内幕等等。那块玉最后是打了个五折卖给我了。 逛完报国寺那天下午，我照着地图、顺着胡同就一直走到了琉璃厂。琉璃厂也是一条胡同，但比较宽，应该可以叫“街”。提到北京的历史就不能不提琉璃厂，从晚清直到解放初期“公私合营”以前，不知有多少国宝通过琉璃厂的集散进入大藏家的密室和博物馆的目录甚至流落到海外——因为当时的古董是可以自由贸易的。现在的琉璃厂当然不再有以前的风光，不可能有什么旷世奇珍在街边店铺了，主要是一处代表北京历史文化特色的景点。胡同两旁的房子都被重新整饰过，重檐重彩、古色古香，各式大小店铺分列两旁，没有地摊，北京市文物公司、荣宝斋、中国书店都在此开有门面。琉璃厂和潘家园、报国寺相比，就好象正规军对游击队了。 对于来北京的游客，可以去琉璃厂探寻一下老古董街的风貌，印证一下对老北京的印象，照几张京味十足的背景，还可以买到一些具有北京特色的纪念品。各色的人种和各地的方言是现在琉璃厂古董街的主要特征。 结语：所去的北京名胜古迹除了琉璃厂外全部没有留下片言只语，它们代表的是过去的北京，在那些地方见到的外地人比本地人多，因此试图通过以上的几条线索和几个章节来表达现在于我眼中的国都、今日的北京。 (北京的天空) (故宫的天际) (胡同的阳光) (报国寺) (琉璃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