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在早期的台湾社会中，孤魂野鬼被视为社会不安的源头。因此，为安抚无人祭祀的鬼魂，于每年农历七月举办融合佛、道两教的普渡仪式。然而长达一个月的祭典仪式，不仅代表早期社会对鬼神的敬畏，也传达了台湾人民对客死异乡的孤鬼一种蕴含宗教情怀与同胞手足般的怜悯之情；十九世纪以后，普渡祭典的举行更成为台湾社会区域人际网络连结的重要媒介。 融合道教与佛教信仰的普渡仪式 面对社会不安之源的孤魂野鬼，发展出七月普渡的仪式，以安顿这些地狱中无人祭祀的恶鬼。今日农历七月普渡，除了汉人的鬼魂信仰，也融入道教与佛教的思想，因此七月普渡常称为“中元普渡”或“盂兰盆会”。“中元普渡”之称与道教思想有关，在道教的神祇中，有天官、地官、水官，地官执掌赦罪，于农历七月十五日（即中元日）神祇生日降临人间，定人之善恶罪福。孤魂野鬼被认为罪过较深，乃延请道士做科仪救渡众孤鬼。“盂兰盆会”是梵语之汉译，意为施食拯救苦难。“盂兰盆会”系释迦牟尼告知其弟子目连于七月十五日以盆盛五果百味，供养十方大德，以救母脱离饿鬼道。由于佛、道两教思想之渗入，中元普渡也有佛、道两教不同的仪式。 普渡之仪式主要分成：请鬼、施食、诵经、驱鬼等。请鬼，是打开鬼门，迎请阴间的孤魂野鬼来到阳间。为让众鬼顺利得由幽暗的地狱来到人间，人们在庙前竖立灯篙，上挂灯笼，上书“庆赞中元”，引导鬼魂。灯篙愈高，照明范围愈大，来食的孤鬼就越多，因此各庙必须衡量自己能供食的程度，以免“鬼多粥少”，造成鬼魂的怨怼而加祸于人间。除陆上竖灯篙外，水中也有放水灯之仪式，照明来自水中的溺鬼。因深恐来到阳间的众鬼不能满足口食之欲，慎重的街市如鹿港，从鬼门开后，街民分组轮流按日供食祭祀，以保平安。 “施食”是普渡中最重要的仪式，信众供奉丰盛的饭菜以饱众孤鬼口福。除食物之外，也为其准备经衣（即新衣），让其在阳间渡过短暂的舒适生活。施给众鬼的食品，因有法师的科仪，信众认为食后会带来好运，因此有抢取贡品的“抢孤”活动，形成普渡过程中最热闹的画面。除了施食之外，也为这些孤魂众鬼诵经，使其能超渡达于乐土。普渡的尾声是农历七月二十九的“关鬼门”，这天傍晚，人们在自家门前准备菜肴，为众孤鬼“饯别”，庙前的灯篙也要拆除，宣告普渡结束。有时寺庙生怕孤鬼留连不愿归回阴间而危害阳间之人，因此于是日深夜特请钟馗押孤，以保地方安宁。 孤魂野鬼在台湾社会里的特殊意义 七月普渡在台湾汉人社会中，比其在原乡还来得受重视。十七世纪以来，汉人冒险来台拓垦，毒蛇猛兽、瘟疫、劳累、械斗、民变，夺走珍贵的人命。“九死一生”的谚语说明了其生活竞争的艰辛。遍地无人收埋的尸骨形成先民对鬼魂强烈的畏惧心理。但这些身死异乡的孤魂野鬼有许多是来自原乡的兄弟，在宗教与怜悯的驱使下，人民集资收埋曝露的尸骨，形成台湾有应公或万善祠高密度的现象，台北一个小小的木栅区就有二十六间这样的祠庙。由于这些客死台湾的孤魂野鬼都是在台湾如兄弟般互相照料的拓垦者，因此七月普渡在台湾称为“拜好兄弟”，不同于原乡的“拜人客（即外地人）”。 就台湾社会发展史观察，中元普渡的祭典成为十九世纪以后，台湾社会区域人际网络连结重要媒介。这些中元节祭祀的好兄弟，许多是为了保乡卫民而牺牲的。在祖籍别意识强烈的时代，不同祖籍别的人群各自透过中元节祭典，形成自己的集团，彼此团结，共同面对敌人。台北大龙峒的保安宫是祖籍福建同安县人中元节的祭祀中心，台北盆地内同安籍人分三组轮流担任中元祭典主持。艋舺的龙山寺、清水的祖师庙分别是福建三邑（即南安、晋江、惠安三县）与安溪县移民的祭典中心。新竹县新埔乡枋寮的义民庙是新竹客家祖籍为主的中元节祭祀中心，祭祀在清朝林爽文与戴潮春的反清事件中为乡而牺牲的乡民。因其为乡抵抗反清者，清官方为拉拢赐予“义民爷”。 台湾七月普渡称为拜好兄弟实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除宗教的意义外，七月普渡成为连结十九世纪台湾中北部社会最重要的媒介。如果人们能以七月拜好兄弟的“热情”来关怀帮助人间的弱者，则孤魂野鬼或可减少。